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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爱无垠——记沈钧儒老人的几件事

    作者:沈人同 来源:红岩联线 阅读次数:
  •   沈钧儒老人的一生是播撒大爱的一生,沈老的大爱是无私的“爱”。无论是在当上海大律师时,还是救国会期间,以及在重庆组时期,沈老对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无数次无私的帮助,不求回报,用行动影响许多人走上革命的道路。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回忆中都提到过,这里就不细说了。现仅从他亲属的角度,通过回忆沈老对亲属中的二三件事,佐证沈老用深情地无私大爱,教育、引导亲属走好人生的道路。
     
      沈钧儒老人是我爷爷沈炳儒(字蔚文)的亲兄弟,排行老二,我们都称他为二(上海话:ni)公公。由于我们都住在北京,又是至亲,两家经常走动。父亲生前给我讲过的沈老对亲友的几件事,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第一件就是抗战期间救助我爷爷的事。1937年父亲(沈譔)清华大学毕业,1938年正值日本大肆侵略中国,他和当年的热血青年一样,放弃了好不容易在土壤研究所找到的工作,投笔从戎参加了“学兵队”。(学兵队是当年国民政府为应对日本侵略者毒气战和细菌战,紧急召回在美国留学的李忍涛博士成立的“防化兵”部队。)父亲经过在几个战区对士兵进行防毒防化培训和组建防化基层连队工作后,被调到重庆防空司令部防毒处工作。此时沈老也正在重庆。由于父亲从军流动性大,我爷爷一家只好独自生活在沦陷区“孤岛”——上海。当时,由于沈老与我爷爷兄弟二人天各一方,一个在重庆,一个在上海,相互之间十分思念。爷爷怕信在路上遇到检查,每次都寄自画的一幅画来报平安。沈老在1939年曾赋诗一首《三弟画折枝见寄》,表达他们兄弟的思念之情。“半枝红艳数心梅,千里家书寄得来。一纸岂殊万金值,凭江展看雾为开。”
     
      父亲那时还是独身又和沈老是亲叔侄关系,所以每到周末必去沈老住处探望。重庆国民党部队中有许多像父亲一样矜矜业业为抗战的热血青年,但也有不少借抗战之名大发国难财的蛀虫。面对许多让人生气的人和事,父亲非常郁闷,只能在沈老家里向伯父倾诉。沈老耐心地为他分析国民党政府独裁腐败的现象,还把一些从延安那边来的书籍、报纸和文章拿出来给父亲看,讲述他和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接触的事,使父亲明白了不少道理,看清了国民党中腐败分子和独裁统治的本质,以至于逐步认识了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
     
      一天,父亲突然接到爷爷从上海来的长信。信中谈到:由于战乱丧失了原来的工作,只好靠卖字画为生。爷爷的书画虽然在江浙一带小有名气,尤其画牡丹为最佳,号称“沈牡丹”。但在那战乱的年代谁还有心收藏。家里的积蓄消耗殆尽。汪伪政权正因为他是沈老的弟弟,多次找他,希望他出来为其工作,并给予高官厚禄引诱,爷爷十分苦恼,只好向父亲求救。父亲看到信后心急如焚,抱头痛哭,随即急忙找到沈老诉说:“我作为儿子浴血抗战,父亲确为生活所迫要去当“汉奸”,实在想不通。” 那时不贪污的正直的当兵人,靠薪金度日,养家能力也十分有限,且远水解不了近渴。沈老当即表示:“我绝不会让三弟当汉奸!这样,你别着急,我立即通过我上海的朋友把送钱过去。就算我借给你的,既解燃眉之急,也表示了你的孝心。”正是由于沈老的及时救助使自己的亲弟弟保持了民族的节操,没有上汪伪的贼船。父亲每每回忆起重庆的那些日子,充满了对其二伯父的崇敬感激之情,是他救了我爷爷,也是他用进步的思想,进步书籍引导父亲,在抗战胜利后立即脱离了国民党军队,从而逐步走上了人生正确的道路。
     
      连年战乱,无法割断沈老与我爷爷的兄弟之情。1940年,沈老曾赋诗一首《寄蔚弟》,寄给爷爷,希望三弟能来重庆大后方一聚。“昔岁见携方竹杖,去年曾寄折枝花。花与竹杖在我眼,可恨江流不到家。思亲不觉泪盈眶,忆弟无端又断肠。要待河山收拾后,从头索与笑千场。处处沙明照胆心,山山蝉叫仿天琴。可能此景瞬相共,免向双鱼字里寻。” 字里行间充满了兄弟之间的思念之情和大爱。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沈老一定要把我爷爷——他最关爱的三弟接到北京,生活在他身边,生活上照顾不说,且在政治上给予极大地关怀,终于实现了战乱期间无缘实现的兄弟相聚的宿愿。在沈老关照下,爷爷在北京文史馆从事明清史和绘画研究,再没有为生计而奔波。爷爷几乎每月都要去沈老家串门与沈老共叙兄弟情谊。沈老工作忙时他就先到二楼与沈老的三子—沈叔羊聊天,由于叔羊伯父也是中央美院的教授,对中国画也有很深的造诣,与爷爷有共同语言,相谈甚欢。每次从沈老家回来都十分兴奋,也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受沈老爱国思想的影响,爷爷去世时,特意嘱咐把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先后分两次全部无偿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嘉兴博物馆,也算是无愧于沈老的对他的关怀和爱护。
     
      第二件事是教育我姑父正确处理个人的荣辱。我姑姑沈吾华当年也是受到沈老的教诲和影响,抗战期间在读大学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姑父就是在那个时候与她相识相爱。姑父古念良是广东人,也是地下党员,广州解放时作为军管会的成员,随解放大军进入广州接管。由于他是学经济的,任广州财政局首任局长。他当年三十多岁,又是大学生、老革命,年轻有为。组织上为进一步培养他,1958年送他到中央党校学习进修,学习期间还任班里党支部书记。正巧赶上反右,开始组织上号召向党表衷心提意见。起初班里没人发言,组织上就找他谈话,要求他作为支部书记带个头。结果后期确被打成“右派”,中止了学籍并要遣返回广州。他在离开北京前,去沈老家辞行。说起事情的经过,痛苦流涕,追悔莫及。沈老听后也深深地叹气:“年轻呀!太幼稚!”沈老那时心情也十分沉重,昔日和共产党并肩战斗的民主党派中许多人被错划为右派,民盟尤为突出,他哪能不心痛?自己的亲属中也不少人也遭此一劫,真让他无语。姑父后来跟我讲:沈老虽然心里十分难过,但并没有当他面发一句牢骚。只是反复跟他讲:“要相信组织相信党,问题早晚会解决的。不要自暴自弃,趁年轻多学一些东西,将来总会有用。”姑父一直把沈老的教诲铭记在心。回到广州后,虽然不当局长了,仍然努力工作,潜心研究经济。由于他原来就是广东省委培养对象,又并无实际的反党行为,组织上保留了他的党籍,且很快就给摘了“帽”。经过数年考验正准备重新启用时,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姑父由于早不当“官”了,总算躲过“走资派”一劫,只是摘帽“右派”,除有时要陪斗外,基本“逍遥”在家。他始终没忘沈老的教导,在经济学家许涤新启发下,利用赋闲时间通读《资本论》,读完中文版,读英文版,再读德文版。把《资本论》——这个经济学的巨著的精髓吃得很透。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市场经济”、“特区建设”、“一国两制”这些新课题,为姑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成为中国社科院特区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成为当年我国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 “特区经济”的专家之一,他的很多论述、观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都得到印证。他多次跟我讲,在他蒙难期间,每次沈老到广州疗养都要找他谈心,鼓励他,他没有沉沦都是沈老教诲的结果。父亲跟我们讲,沈老经过“反右”一事,很少再和亲属谈论政治,还特别对后代有交代:“不要从政。”我问过父亲这是为什么?他说:沈老只讲:“你们没有这个脑子。”所以,他的子女和后代没有一个从政,都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不少成为了某个领域的专家。我体会,这是他对后人的爱护,也是他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
     
      在我的记忆中,沈老对每位亲属点滴进步都给予充分地肯定。我们孙辈中入党、入团,哪怕加入少先队都会向他汇报,他都高兴地和我们合影留念,鼓励亲属和后人自强上进。他对亲属无微不至地关怀,但并从不徇私情,在他无私大爱感召下,沈家后人没有一个人打着沈老的旗号谋私。他身为高法院长和人大副委员长,对过去一些即使政治上并不是同路人的亲属也不讳忌和有意疏远,既按照辈分礼仪友好相待,且都给予正面的鼓励和帮助,用爱传播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思想。为此,沈老在亲属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一点从旅美作家沈宁的回忆录中也能找到佐证。沈老一生光明磊落,从未在亲属面前发牢骚、赌咒命运和背后议论抱怨过他人。作为民主人士,一生追求爱国、民主、法制。解放前,面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是民主斗士。解放后,他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尽了他应尽的职责。沈老一生为人正直,言行一致。即使在解放后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中,虽然有自己的看法,始终保持晚节,从不做落井下石的事,尽其所能提供帮助和保护,这些从许多民主人士及其后代的回忆录中都可以得到佐证。沈老1963年去世,所幸的是未再经历“文化大革命”,再没有受到心灵的磨难。
     
      正是沈老的表率作用,影响着亲属们个个奋发向上。从亲属们对沈老的回忆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沈老的大爱是无私的爱,是引导亲友走正道,走光明之路的大爱。我认为:学习沈老无私大爱的精神,在现实社会中,正是我们要提倡的要给人以“正能量”。同时,面对如今社会上热议:怎样处理好“官二代”、“富二代”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高官”和“精英”们应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是万贯家产?还是高官厚禄?还是自立、自省、自强的能力?我认为,我们作为沈老后人和亲属,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应是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
     
    (作者系沈钧儒老人侄孙)

    【已有位网友发表看法,点击查看。】2013-7-23 10:00:00 责任编辑: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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